千百年来，篝灯课读，书声撼窗，有朝一日，登科入仕，从自家走出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有出息的书生，是中国传统家庭喁喁向往的美好图景。陪伴读书的那盏青灯，恰似佛法传灯，照亮漫漫长夜，灯灯相传，心心相印，将一家之书香不绝如缕地传衍下去……
“尤喜灯灯续，声华直至今。”
成为“故事的歌手”
关于家庭阅读或亲子阅读读什么，怎样读，我曾在一些文章或讲座里发表了不少意见，如“三大问题”（是儿童文学的阅读，还是儿童的文学阅读；古典阅读与现代阅读，如何取舍；幻想文学阅读与现实文学阅读，如何取舍）、“三个对子”（博雅阅读与学科阅读，由浅入深与由博返约，“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新六法”（诗、史、思、讲、诵、演）等等，这些主张，多为自己多年读书和阅读推广积累的心得，算不上别出心裁的独创。（李庆明：《斯文重建，从亲子阅读开始》在线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TJjcaZ3h6Kpg4Au8WFCmkA，2017年10月17日；《唯独文学是不朽的》，《教育研究与评论》，2018年第1期。）中国古代读书文化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方法十分丰富，不要说影响深远的“朱子读书六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历代大家均有自己的读书经验，都值得后人借鉴。我觉得，读书，不论是学校阅读还是家庭阅读，抑或其他渠道组织的阅读，主要是定个方向（比如崇尚经典高雅阅读），立个底线（比如远离毒害和麻醉儿童的暴力、色情、污秽、低俗、陈腐、充满病菌和常识谬误以及心灵鸡汤式的书籍，也不去读太难太深的书籍，不同年龄阶段推荐适量的书籍，如此等等），至于阅读的趣味，各有所爱，不必强求。这里，我想补充几点与家庭阅读传统有关的看法和建议。
（一）口语文化
中国传统家教重视早教早学，总希望子女一路领先，于是很早就叫孩儿识字，祈望很快就将“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熟读成诵，近世尤甚。（【美国】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6～100页。）这种过早切入的文语（书面语）启蒙的做法至今还有很大的市场，但它是否有普遍意义，我是怀疑的。我觉得，倒是更应该关注中国传统家教即对口语教育和口承文化的重视。
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教，之所以备受重视，渊源流长，除了和儒家认为它可以传播温柔敦厚之道有关，也端赖诗的朗朗上口易被接受。尤其是在印刷术还不怎么发达的年代，诗教由于与口语（韵语）的关系最为密切，自然普遍流行。本来，“上古时代的教育都重在口耳相传，为便于记忆、传播，韵语文学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便于文化的积累。”（金忠明：《乐教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遭遇秦火，许多书籍大量失传，而“诗三百”却保全下来的缘故，所谓“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六艺略》）《周易》也由于记载了许多民间的歌谣，且带有浓郁的诗歌色彩，也有利于筮人和占卜者交流、记诵，很容易得到传承。尽管后来书籍渐渐发达起来，口语文化受到冲击，但“在不识字的群众文化中实行教化，仍然主要借助诗教的传统（口头韵语的教育方法）。”（金忠明：《乐教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45～246页。）值得注意的是，诗教在孩子接受“学塾”之类正规教育之前的家庭就已经开始了。毫无疑问，口语（包括韵语）是更加适合儿童的。吟诵歌谣、声律启蒙、口授诗文等等，和前面说过的早期识字相对应，也成为中国古代儿童家教的一大传统。（【美国】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108页。）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就曾回忆道：“我三岁尚未学认字时，便跟着老太太们数嘴儿，数嘴儿即是学民歌民谣，我会的很多，约有好几十套。……我从三岁上，就从着先父在枕头上认字号，并带着学念诗，是光用嘴念，不认字。……多念五言绝句，尽因绝句短而易记也。”诗人臧克家也曾回忆道：“我的家庭……诗的气氛比较浓。……（父亲）喜欢诗，他的气质、感情、天才和诗最接近。我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听他用抖颤的几乎细得无声的感伤的调子，吟诵着他同我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祖父）板着铁脸，终天不说一句话。……但他也特别好诗。……有时，他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的诗的热情燃烧了我幼小的心灵。这时，他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他曾热心地教我读诗。”（转引自张倩仪：《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91～92页。）
我认为，这种口语教读的传统值得今天的家长好好继承。现在的正规学校办得早已没有了“家”的那份温馨、神秘和生机盎然，太一本正经，一板一眼，尤其是语文学科，太注重文语（书面语）课程与教学，有表情、有韵味、有身段地讲述，朗诵乃至表演，变得很奢侈，或沦为可有可无的陪衬和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家庭阅读更要发挥它的传统优势，重视口语化、身体化的方式，家长都应当好好学习并将自己磨炼成为洛德所赞美的“故事的歌手”（Thesinger of Tales）。洛德是美国学者、口头诗学的奠基人，他在《故事的歌手》中把民间的那些来自贵族、商人、农民等不同阶层，讲述、演唱史诗并加入自己创作的非职业“口头诗人”称做“故事的歌手”。荷马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故事的歌手”，而且他“也代表了从洪荒难稽的古代直至今天所有的故事的歌手。”（【美国】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引言，中华书局，2004年，第38页。）他们代表口头文化的传统，集“歌手、表演者、创作者以及诗人”于一身，（【美国】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第二章，中华书局，2004年第18页。）也就是说，能说会道，能唱会跳，通过这些艺术复活古老的经典，是“故事的歌手”的特点。我们虽然无法企及荷马那样的境界，但为什么不可以学习和效法他们呢？！如果我们能在孩子面前绘声绘色地讲述，声情并茂地吟诵，情真意切地表演，再对孩子提出这方面的要求，长此以往，教读自然会渐入胜境!
虽然我反对过早让孩子接触文字或文语，但在重视口承文化的基础上推进文字书籍的阅读，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说口语是流动的文字，那么文字则是凝冻的口语。“故事的歌手”只不过隐匿到字里行间，书文自有“文气”（作者的个性才气），就像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的那样，文气“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所以，观书阅文与听故事甚至欣赏音乐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去“聆听”作者用文字娓娓讲述的故事，欣赏用书籍记录的历史和现实的天籁之声而已！如今的生活水平肯定比几十年前要高许多了，但有调查表明，国民的图书购买却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很多家庭甚至没有私家藏书，即使有数量也不多，这肯定与公共图书馆、电视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日益普及有关，但即使如此，私家藏书无疑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北大教授王余光先生在为他主编的“书与阅读文库”总序里指出：“家庭藏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能让家庭成员有一些必备的读物，因为有些人家里根本无书可看。在目前图书馆还不十分普及的前提下，我们提倡家庭阅读，就不只是继承传统，还有实际的意义，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让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有书看，家庭藏书在目前能够作为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家庭藏书可以给家庭成员营造一个阅读的环境和氛围，在此基础上，方可开展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培养有修养的母亲、提倡亲子阅读等活动。”（严红、王有富：《小小读书郎》王玉光教授为“书与阅读文库”写的总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简单粗糙了些，不足以诠释私家藏书的文化意蕴。藏书古已有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就有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的记载，“藏室”就是“藏书室”，老子执掌周朝的国家藏书室，如果属实，级别是相当高的。那些极古老的文献之所以传诸后世，必得益于藏书。可以说，有了书，就有了藏书的文化存续行为。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历史悠久，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大约唐宋之际被称做“藏书楼”的机构，如《新唐书·李鄌传》有“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氏书楼”、《郡斋读书志》有“（唐朝孙长儒）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的记载，它们都“发源于私家藏书”，这是对的。（吴晞：《斯文在兹》，海天出版社，2014年第3页。）但私人藏书之实肯定比“书楼”之名早得多。从先秦的私学勃兴、百家争鸣，足可推断出那时的私人藏书之盛，尽管那时的“书”多为“竹帛”之类，孔子、庄子、惠施、孟子、墨子、荀子等人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众多私人藏书家中的佼佼者，否则很难想象他们如何修葺、整理或撰写得出那些伟大经典。秦始皇一统天下，采取了极端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烧掉的绝大部分就是私人藏书，尤其是儒家经典，所幸也是得力于私人冒死藏匿，一些经典才保存下来，直到汉代儒学得享空前礼遇，私人又获准收藏儒家经典。在有唐一代的承平岁月，特别是在当时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度和私立教育的刺激下，私人藏书得到快速发展。宋朝统一天下后，印刷技术、科举制度、学术事业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所谓“真正私人藏书开始”的时代来临。（李弘祺：《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63页。）及至明清，富庶人家营建的大量私人书楼应运而生，甚至延伸到受过教育的平民阶层。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自然对书籍有着特别强烈的渴求。明朝著名文学家杨循吉一生好读书，又极喜藏书，常以巨资购书，藏书10余万卷，并建书楼“卧读斋”，嗜书如命，买书抄书、读书写书样样来，经常为书而手舞足蹈，几近痴狂，人称“颠主事”，其诗也有这样令人惊诧的句子：“沈疾已在躬，嗜书犹不废。每闻有奇籍，多方必罗致。手录畏辛勤，数纸还投弃。”（《抄书》）“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题书橱》）当然，清朝再次发生过类似于秦王朝“焚书坑儒”的严重事件，尤其是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私人藏书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参阅【美国】弗雷德·勒纳：《图书馆的故事：从文字初创到计算机时代》第四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55～65页。了解古今书话中的私家藏书人物与事迹，除了这本书以外，还可参阅李弘祺：《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9～374页；【法国】卡特琳娜·萨雷斯：《古罗马人的阅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2～146页；【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美国】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文雅的疯狂：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传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从以上简短的历史回眸中，我们可与看出：与其说私人藏书是公共图书馆的补充，不如说是一种与公共图书馆交相辉映甚至更显优雅高贵的特殊文化气象，它不仅折射了一种相对包容宽松的文化情境，而且反映了家庭文化自身的多样化自主化诉求，尤为重要的是，在私家藏书的空间里，像杨循吉那样，游心典谟，澄怀观道，个人精神得以纵横驰骋，书房成为生命得以抚慰、安顿、净化和皈依的家园，所谓“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家名人或权威机构为家庭、为儿童做一些所诸如“家庭理想藏书”书目推荐之类的工作，自然十分必要和功德无量。（文建明、刘忠义：《中国家庭理想藏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这应该说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家庭藏书推荐目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是作为家庭藏书推荐，太少考虑到家庭重要成员以及家庭文化传承重要对象的儿童，则是非常明显的不足。）不过老实说，这是一件责任十分重大却又十分困难的事情，有时弄不好兴许就造成聚讼纷纭的尴尬局面。从1925年著名编辑孙伏园主持《京报副刊》时发起名人为年轻人荐书（鲁迅因交“白卷”引发轩然大波，其实他却私下为挚友许寿裳的儿子开过书目），到今天见诸各类媒体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的阅读书目推荐，个中是非得失，都说明了这一点。本来荐书见仁见智，加之国家这么大，家庭千差万别，哪里是一纸推荐书目涵盖得了的？！如果我们还强迫孩子们去读这些所谓“必读书”，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得不偿失。因此，书目可以推荐，但“必读”却大可不必。有专家建议把“必读”改为“应知”，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聂震宁：《阅读力》“七 如何找到好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所谓“应知书”，我的理解是“应该知晓”但“仅供参考”的书目，既然如此，不妨多推荐一些，以便不同的家庭和个人像逛超市一样，根据各自的趣味取向、品质诉求和文化定位从中自主选择。待子女有了一定的鉴别力，不妨再添置些似不相干、或有争议甚至他们不喜欢的书，用来作为研究的材料，以培育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也很有必要。我以为，这才是私家藏书可行的一条路径。毕竟，“诗是吾家事”（杜甫《宗武生日》），“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朱子语类》卷119），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造就禀赋各异、风貌独特、绵延不绝的“耕读传家”、“诗书传家”的文化基因和血脉！
前面曾提到中学时代应邀参加英语老师姚焕先生家庭读书聚会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这不禁又让我想起几年前阅读过的一本好书——《生命最后的读书会》。（【美国】威尔·施瓦尔贝：《生命最后的读书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它是美国知名出版公司Hyperion Book高级副总裁兼总编辑威尔·施瓦尔贝根据自己和母亲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一部非凡作品。在得知母亲罹患胰腺癌晚期的消息后，威尔有点不知所措。有一天，威尔陪同母亲去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门诊中心就诊，在品尝摩卡咖啡的美味时，两人照例聊起最常见的一个话题：“你最近在看什么书？”没想到，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期，围绕着斯特格纳一本关于两对夫妻之间终生不渝友谊的《终得安全》，一场仅有两名成员参与的读书会就这样拉开帷幕。在固定的读书会期间，他们谈论了大量的书（至少有121本），还有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节目等，借着阅读，他们探讨了勇气、信仰、孤独、感恩等许多人生话题，分享彼此对于书籍和生命的态度和观点，读书会一直持续到母亲去世。在这本书的结尾处，作者写下了对母亲的评价：“她对于书籍的信念从不曾动摇，她深信书籍是人类兵工厂最为有力的武器，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读，不管是电子的（即使她不看）、印刷的或有声的，都是最好的娱乐，也是参与与人类对话的方式。”（【美国】威尔·施瓦尔贝：《生命最后的读书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第329页。）
这本书有点像我更早以前读过的另一位美国作家米奇·阿尔博姆的名著《相约星期二》，同样是纪实性的，年逾七旬的恩师莫里·施瓦茨教授得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来日无多，辞世前的14个星期，每个星期二都约得意门生米奇登门，向他讲授最后一门人生哲理课。我在深圳南山“央校”期间，就以这个书名创建了一个教师读书会，九年期间基本上没有中断过。不过在我看来，《生命最后的读书会》更令人感动和深思，尤其把母子二人的阅读对话冠以“读书会”，即使是只有两个人参加的读书会，也足以让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撼。它发生在亲人之间，不仅可以自由交谈对话，或者向读书更多、人生阅历也更丰富的长辈请教更多的问题（这本书就在对话中穿插了母亲不平凡的经历、人生际遇），而且如同作者在书的最后一番话所言，“证明了书籍如何让我们越来越亲近，并保持这种亲密的，即使我们原本就是一对相当亲密的母子，即使我们中的一人已经与世长辞。”（【美国】威尔·施瓦尔贝：《生命最后的读书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第329页。）这可以说是家庭读书聚会带给家人的最大礼物。深圳是国内最早倡导全民阅读的城市，2013年曾获联合国读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作为全民阅读重要标志的读书会很早就在深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尤其是中小学乃至家庭自发地组建起来。我在“央校”那些年，语文、历史、英语、公民、科学、数学等学科的读书会都先后开展起来，与此同时，“三叶草故事家族”发起人李迪等致力于亲子阅读推广的“妈妈”们，也非常关注家庭阅读聚会，《中华读书报》的记者陈香女士为此还做了专门报道。（陈香：《他们是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23日。）其实，阅读聚会在中外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有些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汲取。例如，在古罗马时代，不论在宫廷还是普通人家，就有家庭聚会诵读念书的风习。读书聚会最初是在大众场合诵读文学作品，诗人维吉尔的保护者阿西纽斯·波里翁据说是始作俑者，自此，公众朗读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当然，公众诵读既可以在大至罗马广场小至公共浴室、街角或柱廊举行，并有家庭成员或家族的支持者获邀参加，也可以在有钱人家里的剧场、礼堂、卧室或餐厅举行，并邀请除家人之外的朋友参加。这一从公元一世纪开始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一世纪末（一说延续到公元六世纪）才消失。（【法国】卡特琳娜·萨雷斯：《古罗马人的阅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71页。又【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4页。）古罗马读书聚会的另一种形式是建立更贵族式的文学社团：“西皮翁·艾米利安（ScipionEmilien）在家里招待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iybe）、哲学家帕那蒂尤斯（Panetius）、剧作家泰伦提乌斯和拉丁讽刺诗的奠基人卢奇利乌斯等各类知识分子的创举永远被载入史册。”（【法国】卡特琳娜·萨雷斯：《古罗马人的阅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奥古斯都时代的重要文学社团由资产殷实的个人提供全部的物质资助，并营造异乎寻常的包容环境，文学社团成员之间则保持着真挚的友谊，所有这些带来的文学繁荣，为后世的文学社团组建与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法国】卡特琳娜·萨雷斯：《古罗马人的阅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83页。）又例如，中世纪阅读的最大特点是听读合一，那时阅读更多是一种集体活动，不少就是在家里举行的：“在阳光明媚的花园和人群聚集的大厅，诵读传奇故事和史诗的不再是管家和奴隶，而是自己的家人，这一点就足以让贵族及其妻室感到兴奋不已。”（【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1页。）尽管后来尤其20世纪以来包括书籍在内的各类媒体技术引发了阅读的革命，阅读越来越书面化、视觉化、多元化、个性化，但不管是公众的还是家庭的读书聚会这种古老的形式并没有消逝，各类公众阅读依旧流行，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尽管性质、目的、形式等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74～275页。）
我国先秦私学大兴，孔子办学课徒，聚众讲学，实际上就是读书聚会。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都喜欢招揽门生食客于家中谈古论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成为当时的诸子百家名流荟萃自由争鸣的中心。秦汉以降，雅集之风不改。魏晋时代，伴随“人的发现”和“文的自觉”，文人雅集更加个人化，还出现了以“社”命名的文人社团。明清以来，各种文人社团以及相应的文化流派（如“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直至20世纪西学东渐，文学社团如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太阳社、创新社、新月社等更有狂飙突进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文人雅集就是以家庭聚会为载体的。例如当时著名的“太太的客厅”，就是林徽因提供的作家学者聚集的地方，徐志摩、胡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金岳霖等是客厅的常客，大家在一起喝茶聊天，谈艺论文，各抒己见，好不热闹。（聂震宁：《阅读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61页。）总之，自古至今，这种以“以文会友”为特色的文人雅集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一得空闲，三五知己则，则聚首绿郊山野，或雅舍书阁，沐风听涛，观月赏花，抚琴品茗，吟诗作对，畅叙幽情，那时怎样的雅兴与格调？我觉得，这样书香氤氲、文气缭绕的传统聚会方式无疑值得我们今天的家庭参照效法，置身于其中的孩子所受到的文化熏染与精神提振也是可想而知的！ （传）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局部）。“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抚琴，闲则能游名山，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茶，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莫大于是。”（清张潮《幽梦影》）古代盛行雅集之风，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以文会友，琴棋书画、酒茶香花助兴，格调高雅，雅集之风，还能在世风低迷的当下复兴吗？！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的读书聚会似乎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在这里，阅读与自然、生活、艺术是相互补充的，个人阅读与群体交流是相互交织的，尤其家庭阅读和社会阅读也是相互融通的，尽管不排除家庭阅读聚会有时纯然是家庭或家族内的成员。它的“公众性”既可以体现在社区里，也可以体现在家里，也就是说，家庭阅读聚会邀请非家庭成员参与，正如社会组织的公共阅读也或会活跃着家庭成员的身影一样，它们之间并没有森严的壁垒和高高的围墙。这种互动让家庭和社区的公共阅读聚会彼此熠熠生辉，并且家庭与社会都从中受益。这正是家庭读书聚会别有洞天之所在：整合，开放，包容，自由，借助清芬四溢、气韵生动、情趣盎然的读书交流，搭建个人、家庭、社会、自然、文化之间和谐共生的桥梁，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听到“故事的歌手”的美妙歌唱。它也许是当下的家庭读书聚会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或追求的一种境界，这样的家庭读书会多了起来，才是我们社会文化进步与繁荣、民众人格自由与高贵的重要表征！此外，想顺便提及的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与学校制度、科举制度三足鼎立的书院制度，最初也是在家庭和家族力量的驱动下逐步建立起来的。书院兴起之初就有家庭书院（包括家塾、书塾、文社等）的巨大身影，它对培育耕读之家乃至诗书之家可谓居功至伟，对中国私立教育发展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赓续与突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家庭书院的发展，可参阅徐雁平：《清代史家与文学传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3～49页。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5～120页。）因此，我常想，除了像“三叶草故事家族”这类理当继续蓬勃发展的民间读书文化组织之外，家庭书院在当今与未来的教育体系里是否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这应当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江西德安东佳书院，中国最早的家族书院之一，创立于唐龙纪年（公元889年）前，比白鹿洞书院至少早半个世纪，至宋代成为江南著名书院，所藏书、帖“号天下第一”。家族书院，至今还可能有一席之地吗？
“尤喜灯灯续，声华直至今。”（翁同龢：《费耕亭先生〈寒灯课读第二图〉为其孙屺怀赋》）传统的家庭阅读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既有耕读传家、诗书传家、口承文化、私家藏书、文人雅集、家庭书院等不错的观念和做法，也有诸如“弟子规”、“二十四孝”之类藏匿着大量糟粕的东西，二者有时还混杂在一起，良莠难分，需要今人好好爬梳整理，激浊扬清，但爱读书，尤其的家庭成员爱读书，如绵绵瓜瓞，代代相传，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嘉许的好传统。今天的人无论遭遇怎样的处境，都有责任把这盏传灯的光亮，这份烛照未来的声华荣耀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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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支持帮助我读书的人，尤其是我敬爱的父亲李公钧先生（该文上半部分曾提及父亲对我个人阅读史的特殊影响）。此刻，他正在老家南通中医院重症监护室与病魔做殊死搏斗。因为南通唯一的居室空间逼仄，还是上个世纪最初开发的老小区，加之新冠瘟疫又未告结，闺女李筱寅回通后无处居住（宾馆不敢选择），所以我们只能在宁波梅山默默向老人家送上遥远的祈福，愿神明护佑他再次挺过一劫，早日康复，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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