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篝灯课读，书声撼窗，有朝一日，登科入仕，从自家走出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有出息的书生，是中国传统家庭喁喁向往的美好图景。陪伴读书的那盏青灯，恰似佛法传灯，照亮漫漫长夜，灯灯相传，心心相印，将一家之书香不绝如缕地传衍下去……
家庭文化传承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可谓举足轻重。钱穆先生说：“欲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必当注意研究中国家庭。”（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对此，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俗语了。其实，除了“富贵传家”，“道德传家”、“耕读传家”和“诗书传家”都与家庭阅读有关。千百年来，篝灯课读，书声撼窗，有朝一日，登科入仕，从自家走出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有出息的书生，乃是中国传统家庭喁喁向往和啧啧赞叹的美好图景。陪伴读书的那盏青灯，恰似佛法传灯，照亮漫漫长夜，灯灯相传，心心相印，将一家之书香不绝如缕地传衍下去。我曾参与推波助澜并荣任第一届理事长的亲子阅读组织“三叶草故事家族”今年迎来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它的发起人李迪、周其星、张红都来自我当时执掌的深圳“央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这个更大的“家族”。2003年入主“央校”不久，我就在王林博士、“花婆婆”方素珍女士、得意弟子周益民先生等人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下着手学校阅读推广，打起了一面“天堂鸟书林”的旗帜，从学校到家庭和社区，乃至边穷老少地区，全面推进包括当时国内还十分陌生的绘本阅读在内的儿童阅读生态建设，取得一些成绩。（参阅方素珍：《绘本阅读时代》，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第76～80、137～139页。）知名学者彭懿博士甚至半玩笑半当真地声称：“不去‘央校’，不算作家！”世界最权威的IBBY（国际儿童阅读联盟）时任主席帕特里夏·亚当娜有一年在中少社社长海飞先生、IBBY国际执委（现任主席）张明舟先生陪同下莅临“央校”，写下这样的赞语：“我希望全世界都能以你们为榜样！”不久，她就邀请我去多伦多大学、加拿大阅读国际论坛讲学，此后也一直深切地关注我的行踪。
IBBY时任主席帕特里夏·亚当娜女士在题字中对“央校”的最高赞誉：“我希望全世界都能以你们为榜样！”（亚当娜女士右边为IBBY现任主席张明舟先生，左边为原中少社社长海飞先生。）
方素珍《绘本阅读时代》一书介绍“央校”的“文化阅读”和“三叶草故事家族”。
2007年，借着IBBY第30届世界大会首次登陆中国澳门（2006年）的东风，在“央校”建校五周年之际，我发起了一次由“央校”、IBBY中国分会（CBBY）和新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儿童阅读文化国际论坛”，松居直、张明舟、梅子涵、朱自强、方素珍、余治莹、阿甲、王林等一大波知名作家、学者和资深阅读推广人齐聚“央校”。在论坛宣言《天堂鸟从这里起飞》中，我代表论坛各方发出大家共同的呼声，强调了家庭阅读的重要性：
但仅仅在校园飞翔的天堂鸟是飞不高，飞不远的，飞不出婀娜万千的曼妙舞姿，飞不出背负青天一览众山的博大气概，飞不出吐纳云气仰观俯察的自由境界。我们应当让天堂鸟的羽翼承载着个人和民族的自由梦想，掠过学校的篱笆、围栏，优游穿行于社区的上空，将美丽的剪影定格在每个家庭窗前的灯光下；我们应当让天堂鸟的朗声歌唱飞越千山万水，带给贫困地区期盼阅读的孩子，让他们在贫困中依然能够安享清朗而高贵的读书生活。当我们，包括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保姆阿姨们，都念念不忘为孩子带来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我们的生活就必然增添了许多无邪的笑声，这样幸福的笑声会给我们带来慰藉、安顿和启示。于是，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也会在这种孩子赐予的恩典中学会阅读，学会在他的优游行走中，他的静卧颐养中，他的谈笑风生中，他的礼尚往来中，他的良行善举中，展现优雅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阅读表情，风趣的阅读姿态，良好的阅读习惯，浓郁的阅读气息，并用它来滋养家庭的风尚，社区的文化乃至城市或乡村的精神。这时，孩子们就会满怀激动而自豪地说：
“我们飞翔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会飞翔！”
2007年，我发起由“央校”、IBBY中国分会（CBBY）和新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儿童阅读文化国际论坛”，松居直、张明舟、梅子涵、朱自强、方素珍、余治莹、阿甲、王林等一大波知名作家、学者和资深阅读推广人齐聚“央校”。论坛发布我起草的宣言《天堂鸟从这里起飞》。
不久，“三叶草故事家族”应运而生，并以其卓越的声誉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布。这个民间主导的儿童阅读推广组织与我们学校主导的“天堂鸟书林”亲如一家，加上其他类似的组织，与市政府主导的全民阅读行动交相辉映，成为深圳独特的阅读文化景观，共同打造了一张无与伦比的国际文化名片。“央校”2008年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教育厅首批“书香校园”称号，我则代表“央校”师生员工获得2010年度“推动中国读书十大人物”称号。最不可思议的是，在2011年深圳市各行各业参加的首届十大“全民阅读示范单位”、十大“全民阅读示范项目”和十大“全民阅读先进个人”评比中，“央校”（全市仅两所学校）和“三叶草故事家族”同获“全民阅读示范单位”殊荣，“三叶草故事家族”读书版版主“三三爸”袁本阳先生获“优秀阅读推广人”称号，四（1）班家长“喜悦妈”李波女士主持的深圳彩虹花小书房被评为“全民阅读阅读示范项目”，获奖之多在深圳绝无仅有。因为学校和“三叶草故事家族”的家校互动共推儿童阅读做得不错，同年11月5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主办、以“儿童阅读：学校和家庭的互动”为主题的第五届“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在“央校”举行，我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了“斯文重建，从亲子阅读开始”的主张。（拙著：《教育的可能》，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由“央校”家长李迪女士、教师周其星等人发起建成的全国影响最大的亲子阅读组织“三叶草故事家族”（标志）。我被推选为第一任“家族”理事长，荣莫大焉。
2011年，“央校”承办以“儿童阅读：学校和家庭的互动”为主题的第五届“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朱永新、梅子涵、张秋林、王林等一批知名阅读推广人莅临“央校”。
家是“话语之乡”
人们很熟悉海德格尔说过的一句话：“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但它含义极深，不易理解。从个人阅读记忆与语言习得的“考古学”角度看，我觉得这句话似可换一个说法：家是“话语之乡”。
耿占春在献给他姥姥的《回忆和话语之乡》中曾深情写道：“语言奇异的力量，最初不是从别处，也不是从诗歌和文学，而是从姥姥的那些数不清的歌谣里给予我的惊异。姥姥，你的那些歌谣给予我的语言的欢乐是无与伦比的。在童年的那些漫长的夜晚，我和弟弟妹妹，总是在您的这些歌谣中慢慢进入梦境。而这些话语却无异于另一个梦境。姥姥，我如今仿佛又听见您的声音了，在月光涌进房屋之时，您的话语都变成了神秘的图景……这景色是那么荒诞，又是那么令人惊异、欣喜，它带给我无限的惊异：言语的力量的最初的显示。在这些童谣中，我度过了一个古老的语言的狂欢节。童谣的种子，语言下的自由，已经埋在一个孩子的心中。”（耿占春：《回忆与话语之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9～101页。）
的确，一个孩子的阅读，他的语言态度、习惯、经验乃至人生意味的体悟无疑是从家开始的，人生的幸福种子就是在童年成长的这个地方播下的，它对人一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超过学校的。“在家族内部进行的讲述活动，不论作为长辈的讲述者有意地利用故事对后代进行教育，还是没有这种自觉的意识，讲述活动本身都起着加强亲族感情的作用，都对后代有很大影响。”（许钰：《口承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我生在大饥荒年代，由于兄弟姐妹多，儿时有不少时间是在爷爷奶奶的乡下度过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他们却成为我阅读的最早启蒙者和引路人。爷爷和奶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了我对阅读的信念。爷爷读书多，佛经念得溜，字也写得特别好，九十岁写的蝇头小楷，我还是自叹不如，他的木匠活儿也做得很绝，在《清明怀祖君》里，我曾发出“笔底龙蛇惊稚子，斧间榫卯泣神仙”的由衷赞叹。那时我也跟着背《心经》，习字帖，学木匠活儿，如今，虽然坚决反对“儿童读经”，但对爷爷的旧学造诣还是心存敬畏。奶奶则目不识丁，但她讲述的那些民间故事，吟诵了的那些童谣儿歌，却令我心醉神迷，至今还记得她一边念着“斗虫虫，咬手手，虫虫呢？飞掉了”、一边抓着我的两只小手表演游戏的情形，对此，我的感受与耿占春教授对姥姥的感受完全一样。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这种“口承文化”的影响无疑更大也更加深远：“我至今仍然记得在夏夜的嘤嘤虫鸣和习习凉风中听奶奶讲神灵鬼怪故事的情景，从小对自然、对生命和对道德的敬畏和虔诚，就是从这些故事中滋长起来的。现在想起来，奶奶虽然目不识丁，却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拙作：《教育的可能》，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今年国际母语节，我还满怀深情地写了一首诗《乡音》，缅怀天国里的奶奶，诗中这样写道：
奶奶，你目不识丁却哪里修来的魔法呢
仿佛敲着羊皮鼓演唱经文的神巫
你月光下娓娓的讲述和哼唱
编织了数不清的秘境
在我睁大和朦胧的眼瞳内外
五彩缤纷地穿梭演绎
逝者复活 大地劲歌 万类同体狂欢
你的神奇声音 美于黼黻 胜于琴瑟
更如一盏漫漫长夜的明灯 烛炤
我贫瘠昏暗的童年
在我看来.奶奶的讲述和吟唱帮助我建立起了语言的“生存宗教或生存神学”：“老奶奶的教育智慧（这是天下几乎所有的老奶奶都不稀奇的本领）其实源自对人类童年时代语言本性（这些老奶奶或许都还守护着、保持着这个童年时代的本性）的深刻洞察。人本来就是‘以语言为生’的，儿童也是。没有比把人本质上视为动物、生物体等等更愚蠢的了。人是符号的存在物，语言对于处于初始状态的人（包括儿童）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生命意义、神圣意义。可以说，语言（特别是歌谣、童话、神话、传说、寓言等）就是儿童的生存宗教或生存神学。”（拙作：《母语阅读与儿童成长》，《江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只有在这里才显示了它微妙至深的意义。奶奶的故事和童谣对于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后来在研究母语教育始终坚持的一个信条，完全是从她那里得到启示的：“语文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帮助儿童通过语言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生存宗教或神学，让语言成为他的和所有生命的礼赞、恩宠和庆典，让语言——这个养育滋润他一生的母语，成为他终身顶礼膜拜和终身报答不尽的神灵。他在学校和教师那里学习语言，并不是要使语言沦为自己的玩物、弄臣和工具，并不是要用语言来狭隘自私地表达自己（如发泄私欲私情），而是让大地、生命和儿童纯美心灵中的神圣通过他全身心地‘说’出‘话’来，或使儿童进入与天地万物的对谈、吟哦、祝福和唱赞中，从而体验与万物同体的欢乐，体验语言赐予的欢乐！”（拙作：《母语阅读与儿童成长》，《江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可惜，我们的语文教育还远没有把语言提升至这样的境界。
奶奶韩文英的歌谣、神仙鬼怪故事让我沉浸在母语给予的狂欢和启示里。
中学时代正值“文革”肆虐，一般学生基本上无书可读，也很少以读书为荣，不过我的父母毕竟都是做教师的，对读书学习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父严母慈，不失为一种互为补益的家教生态。这一段对我读书影响最大的人是一直做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的李平女士。她的美丽与才气深深地吸引了我，为此，课后不仅狂读她在课堂上讲的《红楼》、《水浒》、《西游》，而且狂背《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词典》，一字不漏地抄写王力的《诗词格律》，并和一位发小一起频频填词作诗。李平老师是我少年时代的“雅典娜”，令人悲伤的是她49岁那年就不幸病逝了。还有一位英语老师姚焕先生，因为比较喜欢我，时不时邀请我参加他的家庭聚会，主题多为诗文歌咏，我的文艺素质比较好，也会被姚先生推举为众目睽睽的表演者，当时搞这样种颇具“小资”情调的聚会是有风险的，但给我的印象极深，在那个文化极度贫瘠的年代，它犹如久旱甘霖，丰润了我心灵，也成为我如今十分倡导家庭阅读聚会的一个原因！此外特别要提及的，就是时任南通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陈有成先生“文革”前夕不知何故悄悄寄存在我家里而且是在我和哥弟三人同住卧室里的好几大橱旧书了，父亲当时由教育局委派到东方红公社任农中、耕读小学辅导员，我不明白陈先生和他到底有多深的交情，竟然如此放心地把包括许多在当时显然属于“禁书”的读物寄存到我家里来！虽然始终怀疑一向谨慎行事的父亲是否真的敢自觉做出这一生最大胆的决定，但内心还是极其感恩父亲，让我从这些书籍里“结识”了王力、黎锦煕、吕叔湘、陈望道、杨树达、王瑶、龙榆生、杨伯峻、喻守真等语文学家，梁启超、顾颉刚、章太炎、罗振玉、杜国庠、杨宽、王仲荦、范文澜、郭沫若等历史学家，特别是冯友兰、贺麟、何兆武、张世英、任继愈、艾思奇、华岗、高亨、关锋（当时读他的《春秋哲学史论集》，只觉得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哲学史家，没想到他竟后来成为活跃于“文革”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一生的经历真是令人不胜唏嘘）、罗森塔尔等曾经红极一时的哲学家，并通过他们了解了众多的古今中外思想家，尤其是孔子、庄子、黑格尔和马克思，起初读这些书籍半生不熟，甚至根本搞不明白个中微言大义，但困境与自卑反而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一时弄不明白就反复读，还弄不明白就先背下来或把书抄下来再说！我就是这样迷上对自己一生教育事业影响甚巨的“哲学”的。这样的意外收获颇令人感慨，读书亦如人生，常常陷入“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的悖论与反讽，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我读书比较多，年轻气盛时甚至口出狂言，声称“书读得不如民国的专科生多，但不比现在的许多博士生少”，追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父亲接受存放在家里那一大堆旧书的！1976年高中毕业搭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末班车一年多，就迎来恢复高考的大好时节，从农田里跌跌爬爬走出来参加高考，竟然考取，那时大学有不少学林高人担任我们的教师，学业自然不敢怠慢，经常和宿舍的几位同道通宵达旦，不过此时开启的家庭藏书的历程，却得益于父母、老哥建明、二姐淑琴尤其是大姐淑钰的慷慨解囊，否则，我的购书狂热很可能早早自动熄火！大姐经常为此入不敷出，好在紧要关头还在大学念书的“未来姐夫”成立及时登场，和大姐谈恋爱那段时日，他经常偷偷塞些银子怂恿我买书，两人都隐瞒不报，后来大姐问我这个人怎么样，我斩钉截铁回应了四个字：“非他不嫁！”结局皆大欢喜。工作和结婚后，书越买越多，家里的藏书如今也有了好几万册了。有了女儿后的好几年，陪她读书是每天的“必修课”，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我重蹈覆辙，学着奶奶的模样讲故事，念童谣，女儿也很快养成自觉读书的习惯，读书多得惊人，还时不时“反哺”我，迫使我读书一点不敢懈怠，读着读着，不管是为师，交友，还是担任近二十年的校长，都把这种源自家庭的阅读风气带至所到之处，不知不觉，倏忽老之将至，但家庭阅读那如潮的温馨却时时荡漾于胸次，觉得自己的生命早已与书为一了。现在家里有一间硕大的“知觉书屋”，远离凡尘，坐拥书山，纵情学海，乐以忘忧，不禁想起明代诗人于谦的那首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观书》）这样美妙的读书境界，恐怕也只有在家里才能圆满地实现罢？！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我亲爱的“知觉书屋”！
“耕读传家”的意蕴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西兰教育家霍德威等人首创了亲子分享阅读（Parent-child shared-bookreading）这一成人与儿童互动的早期阅读方法以来，国外越来越重视亲子分享阅读，不过总的说来比较局限于对儿童语言发展的价值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谢倩、杨红玲：《国外关于亲子分享阅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学前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阅读尤其是“耕读传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此外，本文主要采用“家庭阅读”而非如今很流行的“亲子阅读”概念，是因为前者比后者内涵更加丰富，历史也更悠久，“家庭阅读”固然可以亲子阅读为核心，但家庭阅读也可以只发生在家庭或以家庭成员为主的长辈个人或群体身上，它们对子女同样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的，农耕文化流布甚广，也因此渐渐发展起“耕读传家”这一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传统来。当然，如本文一开始就说过的那样，“道德传家”、“耕读传家”和“诗书传家”密不可分，因为古人读书写作更强调“知书达礼”，“文以载道”，道德教化已经内含于其中了，所以，也就有了“耕读为上”（清张师载《课子随笔·三·宗约》）的说法。
耕读传家是中华文化一大传承，不过这一传统正在流失。
中国耕读传家的文化源远流长。（参阅徐雁：《耕读传家：一种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当年孔子曾把学稼学圃的人当作“小人”，声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也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这可以理解，孔子和孟子毕竟是贵族后裔，属于“劳心”者，自然有点看不起稼穑树艺的“劳力者”，这种现象其实到今天还是存在的。但毕竟中国的农耕文化根深蒂固，孔子的思想是否真的摆脱了“劳力者”的文化“无意识”，也很难说，难怪韩非子早就一眼看穿，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韩昌黎集·读墨子》），墨子正是“劳力者”的代表呢！与孟子同时代的农学家许行也不同意孟子“劳心”、“劳力”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与之抗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其实更典型更有代表性！的确，自古至今，即使是达官贵人、骚人墨客、农庄庄主乃至工商人士，似乎一直很难割舍“劳力”与“劳力”、“耕”与“读”的纽带，一如清朝初期的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的那样：“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不读书，即使地位显赫，家境富足，也难以受人敬重。据说，大哲学家冯友兰家里原来是开酒馆经商的，无奈他们迁居的河南南阳府唐县祁仪镇土霸横行，对外地来的富商经常敲诈勒索。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不堪恶霸欺凌，“特聘县之名师在家教其三子读书。长子云异，字鹤亭，秀才；次子台异，字叔侯，进士；三子汉异，字爽亭，秀才。三子皆进学。友兰之父叔侯，且经举人、进士而为湖北崇阳县知县，家始显赫。祁仪一带土霸，皆收敛，多谢罪拜其门下。至此，冯家遂为祁仪望族，在唐县南部颇负盛名焉。”（黄子瑞：《冯友兰家世断忆》，王中江、高秀昌：《冯友兰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3页。）读书原来还真的可以压邪气、树威风、立名望的！普通农家当然也十分向往这样的耕读生活，一边劳作，一点读书，尽管不奢望代代出翰林，但如果家里的穷小子经过一番努力出落个秀才，也算得上值得自豪的“耕读之家”了。出身于农家的当代哲学家陈望道和作家何家槐就是这种“半农半读”的成功范例。如果再经过几代人的砥砺奋勉，不仅家境大大改观，而且造就出人才辈出的“书香门第”，薪火相传，泽被后昆，那无疑是更令无数人艳羡的无尚功德和荣耀了。梁启超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梁启超家原来也是家境贫寒，濒海乡居，世代既耕且读。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接受祖父启蒙，学到不少传统文史知识。光绪八年（1882年），年仅12岁的梁启超即少年登第，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光绪十五年（1889年），又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后来浸淫西学，成为学贯中西、彪炳后世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由于家教有方，9个子女也都斐然成才，被誉“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成为美谈。在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教育者自然包括孩子的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等众多亲属，但母亲扮演的角色具有特别的意义。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母亲在床前讲睡前故事的美好记忆。绝大多数中国人也熟悉“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故事，孟母最终为儿子选择了“学宫之旁”——“学宫”是一个读书的地方。不过，这些事迹均并不见于《史记》（清代学者朱彝尊在《经义考·孟子》早已指出这一点），真伪莫辨，很可能是刘向根据民间传说创造的文学故事，但它毕竟为后世家教树立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典范，影响深远。（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华书局，2018年，第242～245页。）由于父亲远出（营商、宦游、坐馆等）或早逝，母亲（包括继母，以及守寡的贞妇）（著名历史学家当年曾对助手卞孝萱表达了希望对贞妇做出一定的正面评价的意见，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讨论的。见徐雁平：《清代史家与文学传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67页。）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家教角色，史上不少名家就有接受母教的记载。（张倩仪：《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84页。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117页。）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被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丘濬，儿时也有和孟子相似的遭遇——自幼丧父，母亲李氏二十八岁丧夫后守节教子。《明史》载曰：“邱濬，字仲深，琼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成进士。”（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丘濬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母亲的谆谆教诲造就了一个天才少年和一代学术大师。丘濬少时即过目成诵，出口成章，钱谦益《列朝诗集》称他“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且嗜书如命，后来更以“博极群书”著称，被称为“当代通儒”，举凡六经诸史、古今诗文乃至医卜老释之说，无不深究，著述极丰，不仅参与修《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等书，而且留下《大学衍义补》、《琼台会稿》（诗文剧作汇集）、《朱子学的》等著作，计三万余卷。此外，据称他还是“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最早提出者，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还要早180年。
“孟母三迁”，真伪莫辨，但毕竟为后世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母教形象。
母教现象在传统中国社会十分常见，近世尤甚，这可以从当时的《鸣机夜课图》（蒋世铨）、《自题慈闱授诗图四首》（毕沅）之类的“青灯课读图”看得出来，它们图文并茂地详述母亲德才及其关爱教育子女乃至子孙的生动场景，这些课读图是家族耕读传家或诗书传家的重要文化标识，对家族子女有着重要的激励教育作用。母教的倡扬，对于世家弟子而言，是树立清白家风、强调家学传承的重要行为。（徐雁平：《清代史家与文学传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58页。）但是，不同家庭的母亲文化水平多有参差，对子女的读书学习都会产生影响。不过，有人认为，母亲即令才疏学浅乃至不会读书写字，还是可以用母亲的慈爱、以身作则的德教、持之以恒的督导、手艺持家的勤俭，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张倩仪：《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85页。徐雁平：《清代史家与文学传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66页。）杜维明先生更从母亲生命中积淀的传统文化价值来解释这一现象：“传统中国社会成员。其文化能力的培养常常在家庭，而在家庭里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常常是母亲，……母亲常常不识字，所以不要把识字能力与文化资源混为一谈。……这个不识字的人，往往有很多精粹的文化价值在他的生命中体现出来。”（杜维明：《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转引自《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页。）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也许还忽视了一点：不识字的母亲有可能更多从世代相传的“口承文化”里获得文化滋养，加上女人得天独厚优势的口头讲述与身体表演的才能，无疑比文字语言更加适合儿童的口味，他们在孩子的眼里差不多就是“神巫”再世，至高无上，魅力无穷，所以不会因为断文识字的不足而影响对子女的熏染和教养。当然，现代母亲的学力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也不再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劝谕或评价，但他们对于传统母亲教读的文化习性与精神多少有些隔膜，如果能够加以弥补，则可学力与熏染两翼齐飞，俾使子女更加卓而不凡。
《素心伴我青灯读》（王璜生作）
我近二十年来一直倡导田园教育，当然是十分赞同“耕读传家”的主张的，认为它也许是一个值得倍加珍视、蕴藏着“古典的现代性”的传统。现代教育普遍看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甚至认为它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0页。）所以，“耕读”无论是作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经过一番创造性的转换，无疑可以成为更先进乃至具有未来价值的教育样式。在这里，“耕”并不局限于稼穑树艺，小至家务劳作，大至农商工技，可以无所不包；“读”也绝不独尊于儒家经典，古今中外可以兼收并蓄，再配以琴棋书画，更有蕴藉情致；母亲也不单纯局限单一家庭主妇的单数，而是一个容纳更多母亲广泛参与的复数，他们可以像“三叶草故事家族”那样，在更加开放、更有组织的“母亲社群”——我那时在“央校”参与这个“家族”的所有活动过程中都亲切地将任何性别、年龄的家长为“故事妈妈”——中发挥其更加无与伦比的教化作用，总之，通过更精致的教读来呵护童贞，复活经典，感受人生诗意，延续文化血脉。如此，耕读传家这一古老的田园文化，不就可以衍生和升华为现代版或未来版的田园文化了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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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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