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木耳场

　　实行单干分田以前，我们村里曾办着木耳场。二哥小学毕业后也成了一名劳力，因为年龄小，被队里照顾在木耳场干了一段时间。那年放署假，二哥因为有事，我临时去顶替了几天。那几天的经历，想起来至今难以忘记。

      木耳场在村子西边公路南面的乱石滩里。那里到处是白花花的砾石和稀疏的酸枣树和茅草，大队派人在中间整出亩数大的地方做了木耳场。场西边有杨树，我们上小学时义务种的。因为是乱石滩里栽的，没活几棵，稀稀拉拉的。木场边上有几棵大树，没事时我们就坐在木耳场边高岸上的树下乘凉。场中央，一根根黑黝粗细不一的山柴木有规则地码成一排排的纵列，它们一头都架起在下面的横木上，看着就像一排排匍匐前进的战士。这些山柴都已打钻种上了木耳种子，我的任务就是在章全爷的指派下，按时给他们喷水。章全爷是一个七十几的老汉，按家族辈分，我叫他章全爷。人干瘦，须发皆白，眼睛发红，夏天也戴着帽子。那几天因为剃了头，脑袋越发显小，戴的帽子却显得有些大，大的耷拉下来把眉目都盖住了，样子看着很逗。章全爷没事时就在木场边上的杨树下打盹睡觉，鼓着腮帮吃烟，很少说话，一副看透了一切的厌世模样。章全爷能得到这份清闲营生，是村里对他的照顾。他在初解放时当过老社首，为村里争来不少好处，也在村里极有威信。

       每天早饭过后，我就步走上去木耳场。到场后，在树下和章全爷坐着刮扯上几句，我就拉上长长皮管由近及远地给那些山柴圪塔喷淋一遍。喷水时，为了不浪费水，有时要把手指别在管口把水炸开，这样既喷的远，还洒的宽。遇到木头大，堆得厚，还要来回转圈多喷一会儿，要照料着把下面的也要喷到。中午天气大热时，再喷。章权爷这时也睡不行了，就戴上草帽背着手四处走走，帮我扯拽离远的水管。看到我做的不好，也赖的说活，直接拿过水管再喷。遇到有木头滚下木桩了，他便弯腰吃力扶正，也赖的叫我帮忙，吭哧吭哧的，把一张尖瘦脸的涨的通红；木头中间有草冒出来，便弯腰揪了。他虽然是我本家的一位爷爷，我极尊敬地称呼他爷爷，但他似乎没有多少精力来搭理他的这个孙子辈。做完这些，他就又背着手走回树下，还犹疑站一会儿，好像拉下了什么事没做。待终于觉出也没什么事时，便寂然坐下，嘶哑着声音打着咳欠，无聊地地吃着闷烟。天大热了，他就脱掉汗衫，露出的胳膊上的薄皮一揪老高。 照料着到中午了，庄户人也快工了，我们便回家吃饭。下午也是这样。

       掌权爷这副要死不活的神态让我一天价很难受。要不是来这儿，我也许早和伯伯家建伟相跟耍去了。建伟小我三岁，自小与我形影不离，长的墩墩实实的。他生下来是胎衣包着，据说将来能成大事，深得伯伯一家宠惯。建伟唯一爱好是放牲口，经常跟着伯伯到坡里转。这几天我看木耳场，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他了。他也许又跟上去放牲口坡里耍去了吧？

       有一天下午， 建伟终于来木耳场了，还相跟了我们邻居几个伙伴。我们坐在树下热烈讨论着村里刚演过的电影，讨论着村里的伙伴谁近日抓了大鱼，由此还计划着什么时候也去过一把瘾。我呢，就盼望二哥回来好脱，好相跟着他们上山下河去耍。话题淡了时，我们就相跟着在四周溜跶，去逮蚱蜢，这里蚱蜢非常胖大，逮了用草茎穿着喂鸡，很不错。反正章全爷也懒的理我们。

       不知谁提议去看给木耳场供水的蓄水池。我一听，自然很高兴。这几日章全爷把我压抑的够呛，我几乎都没想过这水从哪儿来了。相跟着穿过马路，爬上一段小坡后，我们来到了坡顶上的蓄水池。蓄水池不小，但水已经不多。让我们惊奇的是水里竟然有许多水蛇。这些蛇有绿的，有白的，还有花的，看了让你毛骨松然。这些家伙有水里的蛤蟆蝌蚪为食，晚上再窜上来吃坡里的野物，还能耍水凉快，舒服的真是再不能了。不能让他们好过！不知谁先扔了块石头，接着大伙的石头便密集地向水里乱窜的蛇砸去。这真叫一个痛快，这些邪恶的东西在乱石的打击下，惊恐的游来窜去，有的试图爬上石壁，却爬不上来，一会儿有便十几条翻起了白的肚皮。

       我不能一直玩了，章全爷虽不吱声，但他是我的领导，何况多少还挣着队里的工分。走回木耳场，章全爷已经开始喷水了。我讨好地帮他理顺水管，又接过水管走向远处。建伟他们也来了，章全爷看也不看他们，一个人又走回杨树下休息。

       打蛇的游戏又连续了几天，终于引不起我们的兴趣，而建伟也赖的来了。我的孤单的生活又开始了。而让我高兴的是，黑黑的木耳终于长出来了，这是我在喷水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的。一开始还觉好奇，后来便发现木耳并不少见，它已经在我不注意的地方大面积长出来了。这黑而肥厚的奇珍让我们欣喜，我试着扣下一点吃了，没什么味道，但口感很好，如果在肉里炒上，一定会更美，可那时哪有肉呢。

       木耳长大了，大队也安排村里的女人们来割了。二十几个女人两人一组，分工包干。她们提着桶，蹲下身子，吃力地把柴木棒子翻过来，再小把肥厚的木耳扣下来。一天下来，竟也扳下两大袋。而让我气愤的是，她们每天回家时，口袋里也都鼓鼓涨涨的。虽然她们努力地遮掩着，极力做出自然的样子。章全爷也懒的理，他想管又能怎样管，搜她们身么？想一想，自已喷了十多天，没敢弄丁点带回家，而人家却大口袋装，我心里更加烦闷了。

       二哥终于回来了，我终于不用再见到章全爷了，也不想看见那些看不惯的事了。后来，和父亲提到这件事。父亲没正面回答，而是和我说起了他的事。他说，他当队长，最不想做的就是摘花椒时跟椒了，虽然轻省，可他宁愿去干其他。何为跟椒？就是领着女社员摘花椒，因为要论斤挣工分。所以队长和副队长必须去一个，不然，那是压不住那些叽叽叽喳喳的女人们，因为里面的说道很多，比如花椒树有稠稀，该怎么安排；要是遇到有人往家里带，你怎么管？都是左邻右舍的乡亲族人，怎么说？末了，父亲用总结的口气说，这些事情是做什么事都会遇到的。不过，别人能做咱可不能。咱丢不起那个人，脸面值千斤哩。我听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后来几十年里，我又遇到许多这样的事，也见惯了损害集体单位利益的很多更大事情。联糸到小时候木耳场的所见，我终于想通了，也看淡了。是的，比起现在许多坑蒙拐骗的事，乡邻们当年的那点事儿又算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切记着父亲的话:人的脸面值千金，别人可以，咱丢不起那个人。也因此，不论在什么单位，我总是记着干干净净做人。